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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古代，所有读书人最盼望的事情，无疑是能够金榜题名，成为家族的骄傲。如果能够夺得状元这个最高荣誉，那便是祖宗显灵、门庭增辉的大喜事，足以让家族声名远播，成为社会上人人敬仰的“头面人物”。那时，状元不仅代表学识的巅峰，更是身份和荣耀的象征。
科举制度作为古代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，在其漫长存在的历史中，的确有效地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。不过，天下没有永远不变的规则。到了光绪三十一年，这个制度走到了它的尽头。光绪三十年举办的科举考试，也就是甲辰科，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届科举考试，标志着数百年传统选官制度的终结。
那么，在这场历史性的最后科举中，谁荣登榜首，摘得状元桂冠？这位被称为“第一读书人中的最后一位”，他后来是否还能继续保持状元的荣耀，走出自己的光辉人生呢？
展开剩余88%话说晚清同治十一年，在直隶省肃宁县的一个贫苦农家中，诞生了一个男孩，取名刘春霖。家境极为贫寒，家徒四壁，父亲仅是济南一名地位低微的小吏，母亲则是知府府中的一名普通女工，承担着繁重的家务和劳作。尽管家境贫困，夫妻俩仍满怀希望，将所有期望寄托在幼小的刘春霖身上。八岁时，他们将他送入私塾，开始启蒙读书。
刘春霖深知父母的辛苦和不易，因此更加刻苦努力。他的读书方法可谓刻骨铭心：悬梁刺股，寒窗苦读，夜以继日。加上天资聪颖，善于举一反三，学习进步神速。后来，他被莲池书院破格录取，成为学生。书院院长、晚清著名学者吴汝伦，对这位勤奋好学的青年甚是欣赏和看重。
光绪三十年，甲辰科科举正式开始，刘春霖带着师长的期望和父母的嘱托，踏上了这条充满竞争与挑战的考场之路。多年苦读终有回报，他一路过关斩将，晋级至殿试。殿试结束后，主考官首先对卷子进行评审，初步排出名次，随后将名单呈交慈禧太后，由太后亲笔“御批”钦定最终名次。
慈禧太后接过试卷，翻阅排名第一的试卷，考生名叫朱汝珍。看到这个名字，慈禧的脸色立刻阴沉下来，眉头紧锁，眼中闪过一丝怒火。这个名字竟然触碰了她心中忌讳的多重雷区。
首先，“朱”姓让慈禧联想到明朝王朝，满清取代明朝称帝后，长期受到“反清复明”的声音威胁。满清政权虽已稳固，但在汉族百姓眼中，八旗子弟依旧被视为“鞑子”。再看“汝珍”二字，慈禧联想到了光绪皇帝的妃子珍妃。珍妃在光绪帝推行“百日维新”时，曾暗中支持改革，并对慈禧构成威胁，最终惨遭软禁和毒害。最后，考生籍贯是广东，更让慈禧不满。广东一带历来出过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、公车上书的康有为、梁启超，甚至孙中山等推翻清朝的革命人物，在她眼中，广东成了“乱臣贼子”的代名词。
于是，这份排在第一的试卷被慈禧怒气冲冲地丢弃了，只剩下排名第二的刘春霖。慈禧见到他的名字，顿时眉头舒展，脸上露出喜色。名字中“春霖”二字，意指春雨，这正好与光绪三十年那场持续数月无雨的旱灾形成鲜明对比，民间早已水旱难耐，干渴无助。“春雨”一名如同吉兆，象征润物细无声，带来生机与希望。
再看他的籍贯，直隶肃宁，正是围绕京城的战略要地，有“保卫国土”的吉祥寓意。“肃宁”二字更寓意肃穆平安，象征国泰民安的美好景象。在那个满清王朝摇摇欲坠、日渐衰微的时代，这样的名字无疑是慈禧极力追求的吉祥征兆。毕竟她自己正准备举行七十大寿，急需借此带来祥瑞以稳固统治。
于是，慈禧太后亲自钦定刘春霖为状元，授予翰林院编修的职位，给了他一个光明的前途。
次年，满清政府正式废除科举，开始仿效西方建立新式学堂。刘春霖这位满清最后的状元，也被派往日本留学，接受西方新知的洗礼。两年后，他学成归国，任职于满清咨议院，先后负责福建、直隶等地的教育事务，积极推动新学教育的发展。
1911年，辛亥革命爆发，满清王朝覆灭，中华民国宣告成立。尽管满清已落幕，刘春霖作为最后一位状元郎，仍未被新的政府忽视。无论是袁世凯，还是黎元洪、冯国璋等执掌实权者，都让他留在体制内，甚至作为一种象征性人物“吉祥物”，代表着旧时代的学问与荣光。
1914年至1924年间，刘春霖担任中华民国秘书长。期间，他曾连续两年代表总统徐世昌赴山东曲阜主持孔子祭祀典礼，展现了他在传统文化上的深厚造诣。后来，他出任直隶省教育厅厅长，但此时国内局势动荡不安，军阀混战，政治腐败不堪，民生凋敝。刘春霖眼见国家四分五裂、群雄割据，政治环境与他自幼苦读儒学、以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为信条的理念格格不入。
面对这一切，他感到迷茫和失望，逐渐对民国政治失去了信心。1928年，刘春霖辞去所有公职，定居北平，过起隐士生活。他立志远离官场纷争，不再涉足政治斗争。
虽辞官归隐，但刘春霖并非冷漠世事，相反，他卸下重担，得以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情怀。1931年“九一八事变”爆发，日本军侵占东北三省，国内外抗日声浪高涨。但蒋介石下令不许抵抗，东北军无力反击，被迫撤退，令刘春霖震怒。他写文章猛烈抨击蒋介石卖国行径，表达对国家和民族深沉的忧虑。
日本军方意识到，仅靠武力难以完全控制东北，便扶植伪满洲国，以溥仪为傀儡皇帝。日本人试图以溥仪名义笼络刘春霖，邀请他出任伪满教育部长，许以优厚待遇。对此，刘春霖毫不留情地拒绝：“我跪拜的皇上早已驾鹤西去，现在的皇帝不过是日本人的傀儡，含冤忍辱，我怎能为这样的政权效力？”
这一番严厉谴责令日本使者面色尴尬，自此，刘春霖与日本当局结下梁子。
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后，日军占领北平城，一名旧相识王揖唐登门拜访。两人同为甲辰科进士，且曾一同赴日本留学，关系看似亲密。然而王揖唐已投靠日军，成为卖国汉奸。王揖唐欲拉刘春霖出山，任北平市长以配合日军统治，遭到刘春霖断然拒绝，不仅不让其入内，还在门外痛斥其卖国行为，使王揖唐颜面扫地，悻悻而去。
日本人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，派遣武装士兵闯入刘家，持刀威胁，要他服从日军安排，任职市长，否则驱逐出宅。面对刺刀威胁，刘春霖一家气势不减，义正辞严，顶着刀锋从容离去。日本士兵见状惊愕，逐渐退让，形势逆转。此事传开后，刘春霖一家坚贞气节感动众人，多方奔走调解，最终日军因重金赎回，方才罢手。
经历此役，刘春霖对世道愈发失望，闭门不出，潜心读书育人，成为一位深居简出的老学者。
两年后，他回到故乡肃宁，新建一所小学，并亲自题写“铸才炉”匾额，期望乡里学子能在这里刻苦成才，将来报效国家。他不仅支持家乡教育，还慷慨捐助河北、山东等地的学校建设，广施善举。
1944年，72岁的刘春霖突发心脏病，离世。他留下的，不仅是浩然正气的精神遗产，还有丰厚的文化财富。
刘春霖能成为状元，绝非偶然。除了名字吉祥，他撰写的文章文采斐然，结构严谨，尤以书法闻名。其小楷字体刚劲俊秀，堪比书法大家颜真卿，时人称赞“大学习颜，书小学刘”。翁同龢曾看到其书法和文章，断言：“此子必将大魁天下。”
如今，刘春霖的书法真迹被广泛收藏学习，他作为一个具备真才实学、坚定傲骨的状元郎，依旧被后人敬仰传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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